1935年，王宪曾出生于山东鄄城县，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学系，1959年随苏联专家进修孢粉学，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其从事孢子、花粉学研究工作40余年，培养了一批孢粉学方面的人才，为大学生、研究生先后开设“孢子花粉分析”“古植物学”“地史学”“新生代孢粉学”“考古孢粉学”“环境考古学”等课程，主要著作有《孢粉学概论》《应用孢粉学》《花粉·环境·人类》《解读花粉》《山旺植物化石》等，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2001年，他荣获联合国世界和平基金会自然医学金奖。本期，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燕达在住长辈王宪曾的故事。

战乱中成长 逃难时险被丢弃

坐落在山东菏泽市北部的鄄城县，如同一部凝固的历史长卷，静静地沉淀着四千载岁月。王宪曾就出生在这里，出生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之家。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由此爆发。1937年10月，日军侵入山东，鄄城县人民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38年5月12日，鄄城沦陷，日军兵临城下，数架飞机临空助战，狂轰滥炸。

当时只有两岁多的王宪曾，被家里人抱着东躲西藏。小小年纪，本该在无忧无虑中成长，却突然被战争的阴影笼罩，那种恐慌和不安如同乌云压顶，让人喘不过气来。有一次，日军又来村里“扫荡”，来不及给孩子穿衣服，父母就抱起小宪曾往屋外跑，来到了一片麦地。看着怀里被恐惧笼罩的孩子一直在哇哇大哭，父母突然有了一个主意：把孩子藏在麦子地里，二人躲避日军的追杀，等安全了再把孩子接回来。

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很多父母为了让孩子躲避战乱，不得不含泪将他们遗弃在安全的地方。一边是敌人的铁蹄，一边是孩子苟延残喘的机会，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忍着巨大的悲痛和无法相见的绝望，把孩子藏起来，就算是自己被敌人杀害，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逃过一劫。

被扔进麦子地的王宪曾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顾自己哇哇大哭，哭累了就睡倒在地里。幸运的是，父母扔下他之后躲过了日军的追杀，等日军走了之后，他们赶紧跑回原来扔孩子的地方，把哭累了的王宪曾快速抱回了家，一家人再次团聚，抱头痛哭。

走上读书之路 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王宪曾的童年就是在这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度过的，而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就是读书。这要感谢他的祖父，如果不是祖父引路，也许王宪曾的童年不仅一直被恐惧、颠沛流离笼罩，他长大后还可能会像村里的其他人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耕田种地的日子。

王宪曾的祖父是当地的教书先生，6岁的小宪曾早早就开始接触书本。祖父在家中教他《百家姓》《三字经》《朱子家训》《千字文》等初级国学读物。王宪曾也很喜欢诗词，以至于在成年之后，还经常自创诗句，抒发情感。到了7岁，王宪曾正式去外村的学校上学。

抗日战争后期，山东普遍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发扬民众抗战精神，粉碎敌人奴化教育，改变日伪时期学校的课本知识，普及教育，减少文盲数量，奖励私人捐资兴学，免费帮助抗属、抗工属及贫苦儿童入学。王宪曾的家人是普通农民，正因为这些好政策，学习成绩优秀的他一直都是免学费的。

战时环境险恶，有时候会遇到敌人“扫荡”，学生们便随群众转移，在山沟、树林中坚持上课。“敌来我去，敌去我来，以蓝天为教室，以大地为床铺，石头是吾枕，蓑衣为卧具，学习为抗日，不怕苦和累。”这首曾流行于当地的歌谣，就是抗战时期学生们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

在这样的教育中，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被很好地激发出来。在当地，抗日小学普遍建立了儿童团，组织学生站岗放哨，使学生在实践中受到教育和锻炼。王宪曾在这种氛围中长大，他也参加过儿童团的工作，如宣传抗日、站岗放哨、送书信、侦察敌情……这些都深深地刻在了王宪曾幼小的心灵里，他无比坚定地相信：战争终将结束，和平的日子终会到来，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发愤图强 从菏泽百年名校考上北京大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4岁的王宪曾激动无比，但他心里非常清楚，唯有刻苦学习才能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195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菏泽当地最有名的中学——菏泽一中。

对王宪曾来说，菏泽一中对他五年半的培养，在他的人生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他燕达养护中心家中的茶几上，还摆放着菏泽一中赠送给老校友的奖章。这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中学，培养了大批优秀学子，如曾任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北平市市长，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重要贡献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何思源；享誉世界的水利专家、任共和国水利电力部副部长达38年的张含英；为中国石油工业奠定基础、号称“中国石油之父”的孙健初；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昆虫学家张广学和土壤学家于天仁……

在这些前辈的感召下，王宪曾发愤图强，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在王宪曾的印象里，菏泽一中的校长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高年级的同学，有些也来自革命根据地，他们给菏泽一中带来了优良的革命传统和民主作风。学校对学生的管理非常严格，学生外出必须向教导处请假。但是，对犯错误的学生，学校却坚持说服教育，从不体罚。菏泽一中的老师们在教育学生怎样做人时，不是刻板地说教，而是谆谆诱导，这也深深地影响了后来在北大任教的王宪曾。

老师们的课讲得更是生动形象，引人入胜。语文老师讲《陌上桑》的“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时，边讲边表演，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地理老师讲祖国的锦绣河山时总是满含激情，学生们深受感染，山脉河流的名称、铁路公路的走向，不知不觉便印入了大家的脑海；历史老师对历史事件、时间、地点及人物非常了解，讲起课来，如数家珍。有一次老师在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同学们犹如置身战场，下课铃响了，同学们还沉浸在当年的战争场景中。

学校还配合社会上发生的大事，经常组织学生上街宣传。那时，王宪曾和同学们虽然年龄尚小，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还不甚懂，但在那样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谁也不甘落后。“抗美援朝”时政府号召大家捐款，尽管手中没钱，但同学们还是尽其所能，热情捐款。   

在王宪曾的记忆里，菏泽一中的老师爱生如子，师生关系十分融洽。他记得读初中时，由于缺乏营养，许多同学患了夜盲症。校长十分着急，亲自找到上级领导，申请了一笔专款，为得病的同学购买了羊肝。当时全体学生住校，王宪曾和同学们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生活上互相关心，学习上互相帮助。生活虽然艰苦，他们却其乐融融。

1955年，王宪曾满怀信心地参加了全国统考，他们班有12人考取了北京大学，其中就包括他，还有7人分别考取了复旦、同济和上海交大，2人赴苏联和波兰留学，分别进入莫斯科石油学院和波兹南测绘学院学习。这在菏泽一中历史上是破了纪录的。当年的同学们都为国家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绝大多数同学都获得了高级职称，包括王宪曾在内的不少人成了著名教授、研究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和副厅级领导干部。

王宪曾觉得，这样的成绩和同学们的自身努力是分不开的。艰苦的生活磨炼了同学们的意志，使他们具备刻苦学习的毅力。大家十分珍惜学习的机会。每天除上课外，还有早、晚自习，没有老师监督，但同学们非常自觉。自习期间，没有打闹，没有喧哗；即便是星期天，住校同学在早晨也都会自觉来到教室学习，学习刻苦但不死读书。这也为王宪曾未来在北大的学习、工作和对孢子花粉专业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考入北京大学 成为地质地理系首批学生

1955年7月，王宪曾被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录取，他怀揣着录取通知书，用扁担挑着铺盖卷和日常生活用品，从菏泽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日夜向往的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地理学理论基础薄弱，地理教育更是全国高等教育中最薄弱的一环。1952年，为适应国家建设，全国高校院系进行了调整，原清华大学的地学系调整到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少数教师一起成立地质地理系。

当时，学校学习苏联培养人才的经验，地理学按二级学科成立专业，分别制订教学计划以培养专业人才。地质地理系1952年设立自然地理专业，1955年又设立了经济地理与地貌专业，同时引进部分地质学教师，开始招收地质专业学生。所以，王宪曾是北京大学恢复地质地理系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

师资力量是强系的保证，一批功底深厚、学有专攻、经验丰富的学者会聚于此，地质地理系首位系主任侯仁之就是其中一位。开学第一天，按照惯例，系主任要向全系新同学致欢迎词。侯仁之身着青灰色中山装走上讲台，在简短的欢迎词之后，开启了第一课——北京。侯仁之从北京的起源讲到它的变迁，再说到它在城市规划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他的讲解语言生动，充满激情，又深入浅出，王宪曾和同学们听得入神，生怕把哪一句话给落下了！

后来，开学后的第一课——“侯仁之先生讲北京” 成为了北大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只要一听说是侯仁之先生讲北京，外系的同学也要来听，连阶梯教室的过道和窗台上都挤满了人，教室前后的四扇门均无法关闭，许多同学站在门外听讲。后来教室容纳不下，学校就把场地搬到大饭厅，再后来“侯仁之先生讲北京”就干脆成了学校的一项活动，在学校的影响非常大。

之后，侯先生经常带着大家实地考察。他说：“我们学地理的既要听好课、查阅文献、做好笔记，也要做实践考察，只有这样，做学问才会是承前启后、脚踏实地的。”王宪曾牢牢记住了侯先生的教诲：实地考察是地理学的重要手段，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在之后的学习和工作中，他也是这样践行的。

王宪曾入学时的北大地质地理系由 “地质”（下设地质构造、地球化学、古生物地层三个专业）和 “地理”（下设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两个专业）两大专业构成。王宪曾回忆，当时的专业是按苏联莫斯科大学的专业设置新开的，目标是培养国家经济发展和战略布局方面的研究人员与高校师资。五年的教学科目接近40个，门类众多。根据当时的教学计划，为配合课堂教学，地质地理系的学生要在一、二年级放暑假前，进行为期两周的教学实习，包括测量学、地质学、地貌学、植物地理学、土壤地理学等；三、四年级还要进行生产实习。

当时的授课老师大都是地理领域或某专业的名家、大师，即便是非专业的科目，学校也都是邀请在该领域拥有卓有成就的老师来校授课。这为日后学生们成就学业和开创新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不仅如此，王宪曾认为北大“崇尚知识，追求真理”的风骨，学术思想相对开放自由的优良传统和北大所拥有的光荣历史，给所有学生带来的潜移默化的熏陶，是让人终身受用不尽的。

作为中国著名的孢粉学家，1982年，王宪曾当选为中国蜂产品协会常务理事并兼任中国蜂协会花粉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1983年至1995年，他当选为中国孢子花粉学会第二、第三、第四届理事。即便过了知天命之年，王宪曾仍在孢粉学研究的征途上疾驰，不断开拓创新，探索未知。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活到老，学到老”的真谛，诠释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自我提升的不懈追求。下期，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燕达在住长辈王宪曾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