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工科大学出身的技术人员，却经历“多重偶然”转行到社会科学领域，冯昭奎不仅自己写文著书笔耕不辍，还积极组织大家搞集体课题研究并取得了一连串成果。退休后，冯昭奎继续研究写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并参加了所内外的多场学术活动。2011年，冯昭奎在退休10年后被推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2015年，冯昭奎出版了《能源安全与科技发展——以日本为案例》（近40万字），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干部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本期，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燕达在住长辈冯昭奎的故事。

进入日本所工作，亲历日本芯片业的盛与衰

1983年6月，冯昭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以下简称“日本所”）报到。理工科出身、长期从事电子技术工作的冯昭奎，突然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从哪里下手？冯昭奎很快选择了与自己“专业出身”相关的研究方向——从社会科学角度研究日本科技，利用自己在清华大学打下的科技知识基础，将研究日本的“技术立国”作为他的第一个课题。

1983年8月，冯昭奎调到日本所的第二个月，他通过天天翻看日本报纸，发现作为世界军事技术大国的美国居然需要擅长民生技术的日本提供“军事技术”。这个疑问促使冯昭奎写了一份题为“美国为什么要日本提供军事技术”的长篇报告，发表在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上，又被七机部二院的学术期刊转载。

这篇报告在《参考资料》上发表后，冯昭奎当时的所领导支持了他的做法，并将此报告报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且得到奖励。而通过这件事使冯昭奎找到了自己独特的，甚至是终身的研究方向：将科技问题与国际问题结合起来。1983年9月，冯昭奎从文化研究室调到了经济研究室。

1984年，日本所派冯昭奎到日本考察。在考察期间，冯昭奎应日本九州通商局的邀请，赴东京、九州等地考察了日本芯片制造基地和中小企业，对处于赶超美国的鼎盛时期的日本芯片产业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为清华大学半导体（芯片）专业的毕业生，冯昭奎通过这次考察首先认识到集成电路（芯片）工厂必须拥有优秀的技术团队。此外，他还觉得日本遴选优秀半导体企业组成攻克基础研究的“国家队”的经验值得借鉴。

1976—1980年，日本通商产业省（现经济产业省，以下简称通产省）所属的电子技术综合研究所与5家计算机/半导体优秀企业——富士通、NEC（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日立、东芝和三菱电机组成“共同研究所”。由通产省权威技术专家垂井康夫从5家公司中，选调20名技术骨干建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组合”（以下简称“组合”），政府和成员企业共同为“组合”出资并提供免税、低息贷款等支持。“组合”的主要课题是开展平时相互竞争的成员企业共同需要的，其所需人力、财力难度之大是这些成员企业各自无力单扛的基础性研究。

作为一个临时性组织，“组合”在开展共同研究的4年里，共发明1200多项专利、提出 300多项商业机密技术等，最终突破1微米加工精度大关，使日本制造当时最高水平的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成为可能。

冯昭奎还注意到，众多各有所长的中小制造企业构成了“日本制造金字塔”的基础。这些企业数十年如一日地发展看似“狭小”却不可或缺的专门技术，然后在某个具体技术产品领域占据着不小的乃至大部分的世界市场份额。而这正是日本制造技术实力的基础和底气所在，也是日本芯片业得以迅速赶超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日本的半导体等高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日美贸易摩擦越发激烈。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通过贸易战迫使日本开放市场，让渡经济利益，从战略上遏制日本对美国的技术追赶，并利用市场武器重点培植“对手的对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芯片与电子产品开始大规模涌进世界市场，对日本构成全面挑战。2021年，日本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份额仅剩6%，而美国为54%、韩国为22%。

寻求“长生不老药”，研究日本经验

1978年，邓小平访日时曾说：“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批准书；第二对日本的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三寻找长生不老药。”话音一落，在座之人就哄堂大笑。之后，他又愉快地补充说：“也就是为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而来的。”邓小平幽默风趣的谈话，成了冯昭奎与同事们认真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经验的动力。

1984年夏天，冯昭奎从日本回国，在当年下半年至1985年第一季度，他与经济室的同事们一起搞《新技术革命专刊》。《新技术革命专刊》共出了40期，在国家有关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乃至媒体界征得了5000多订户，冯昭奎写了其中的十几期。

1984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内部文件第121期转发了冯昭奎在《新技术革命专刊》中发表的《“资源小国”的压力与活力》，并加上一段按语：“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冯昭奎同志写的赴日考察观感，有情况有观点，生动流畅，开动脑筋。遵照中央领导同志意见，摘要刊登。此件可翻印发至县、团级。”

当时，全国洋溢着重视“新产业革命”和“新科技革命”的社会氛围。随着这篇报告被转发至全国县、团级后，有八九家报刊来函要求转载，还有多个省市的干部、学者来日本所经济室访问。与此同时，冯昭奎在《新技术革命专刊》中写的部分报告被摘载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解放军报》《经济日报》《世界知识》《现代化》和日本的《朝日新闻》《日经产业新闻》《中国研究》等报纸杂志，达30多篇。这些成果的取得为冯昭奎从一名工程师改行进入社会科学领域打下了一个良好开端，让冯昭奎慢慢有了自信，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迈入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殿堂。

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编的《日本的新技术革命》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日本的新技术革命”课题研究的成功，使冯昭奎感到作为一个出身于自然科技专业的人，也可以在社会科学领域有所作为。

20世纪80年代，从政府到学界再到媒体，人们普遍认为，无论是对国家发展还是对国际关系而言，科技因素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围绕很多重大国内国际问题，人们高度重视开展跨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技的“学际研究”，甚至强调“倘若缺乏现代科技知识，是研究不好国际问题、国际关系乃至国家战略的”，这种背景使中年改行的冯昭奎产生了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其后，冯昭奎撰写和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日本科技发展的专著与合著，如《日本的高技术发展问题》（1989年）、《高技术与日本的国家战略》（1991年）、《技术立国之路—科学技术与日本社会》（1997年）以及有关日本科技政策的多篇论文和报告。

依靠集体力量开展日本经济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研究成为了日本研究所工作中最活跃、最受重视的领域。冯昭奎不是经济学专业出身，一方面觉得需要努力做好经济学理论的“补课”，另一方面他觉得在科技和生产第一线摸爬滚打18年的经历，对自己搞日本经济研究有所帮助，因为有没有亲身体验过百姓民生的疾苦和生产第一线的艰辛，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会有所不同。

尽管冯昭奎花了很多时间阅读经济学方面的重要著作，“急补”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但仍然感到研究日本经济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就发动经济室乃至其他室的集体力量，组织大家搞集体课题，出版了一系列介绍日本经济发展经验的研究成果，如《日本经济的活力》（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

从1984年到1990年，冯昭奎和经济室的其他同志经常参加党政部门召开的有关世界经济、日本经济的座谈会，经常被要求写报告，介绍在某个经济领域或某项经济政策方面“日本是怎么做的”。一些领导人和党政部门派代表团访日之前，也常让他们去介绍日本的有关情况。与此同时，他们还经常请日本经济学者来华交流。

作为一项集中反映自己在经济学知识方面补课的成果，在做了大量学习笔记的基础上，冯昭奎应高等教育出版社之约，编著了《日本经济》一书。此书在1998年出第一版后两次加印，2000年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2005年出了第二版，2008年第二版增印，2015年出了第三版。由于这本书是按照冯昭奎自己的学习过程、从经济学基础知识入手写日本经济，对于广大学生来说比较实用，受到一些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的喜爱，因而出了三版并三次加印。

冯昭奎不仅写文著书笔耕不辍，还积极组织大家搞集体课题研究并取得了一连串成果，引起了上级机关的注意。1990年社科院人事局找冯昭奎谈话，要他担任日本所副所长，被冯昭奎婉拒。不料过了不久，院机关党委书记突然前来日本所宣布任命一位从外单位调来的干部当所长，让冯昭奎当日本所副所长，冯昭奎作为党员，只得硬着头皮从命。后来，那位所长离开了，冯昭奎又当了几年主管科研工作的副所长。

直到1996年，从来不麻烦顶头上司的冯昭奎第一次去找了主管“国际片”的副院长滕藤，提出辞职并得到批准，然后调到对外关系研究室待了几年，于2000年退休。

建议举办技能奥林匹克，提倡“工匠精神”

2008年北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后，冯昭奎给某市政府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在该市主办一届“技能奥林匹克”。冯昭奎在报告中指出，高度重视发展生产技术和技能的日本与韩国已主办了两届技能奥林匹克，处在工业化途中的中国也应主办一次“技能奥林匹克”。报告递上去后，很快受到时任该市市委书记的重视，他在报告上亲自批示并指示该市的其他主要领导“这件事很有意义，要抓紧落实”，并让冯昭奎出具更详细的报告。这令冯昭奎感到这个建议有望实现。

冯昭奎调查得知，世界各国争办“技能奥林匹克”的热情很高，主办2011年第41届“技能奥林匹克”的机会已被英国伦敦抢走。主办2013年第42届“技能奥林匹克”的争夺战已经展开，德国莱比锡势在必得。因此，中国的“某市”可能争取到的机会只能是七年后的2015年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冯昭奎撰写的第二篇详细报告递上去之后，迟迟未等到结果。但之后，上海成功申办了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系中国首次举办该赛事。

冯昭奎随即投书《环球时报》，先后发表了《别忘了技能奥林匹克》《为什么会出现“技工荒”》《“创客”当学“匠人精神”》《“脱理工”，要不得》《可举办“一带一路”技能大赛》等建议和文章，宣传自己的观点和理念，大力呼吁要重视工匠精神。

冯昭奎曾经考察过日本一家做刀片的中小企业，该企业在20世纪30年代末创业时，曾制作用于切金属钢笔笔尖中缝的刀片，后来他们仿佛迷上了这个“切”字，把刀片做得越来越薄、越来越硬，居然可以做出比纸张还薄得多的刀刃，排成一排的几十片刀刃在每分钟3万转的旋转状态下，能迅速而准确地把坚硬的硅单晶片切成数以百计的小芯片，留下宽度仅为头发丝的几分之一的切缝，而这些“小芯片”正是手机、电脑、光伏电池乃至导弹武器所不可或缺的半导体芯片。

冯昭奎觉得在日本科技发展中，最值得中国借鉴的是不浮躁、不见异思迁、能数十年如一日地（甚至几代人传承）专注于磨炼“一技之长”的“中小企业精神”和日本人普遍具有的“工匠精神”。一个国家的技术体系就如同金字塔，“九层之台，起于累土”，那些由能够数十年如一日，甚至代代相传地锤炼一技之长的中小制造企业所组成的产业集群和千千万万脚踏实地钻研技术的工程师、技术工人，正是日本技术实力的基础和底气所在。

入住燕达九年，工作了八年

退休后，冯昭奎继续研究写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并参加了所内外的多场学术活动。在2002年出版了《21世纪日本：战略的贫困》，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

2011年，冯昭奎在退休10年后被推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证书中写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2015年，冯昭奎出版了《能源安全与科技发展——以日本为案例》（近40万字），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干部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2015年底，冯昭奎和爱人——航天部工程师黄爱英入住燕达养护中心。“主要是看上了养护中心旁边有燕达三甲医院。而黄爱英自1964年患风湿性心脏病已50年有余，需经常去医院治病。”

入住养护中心，大大减轻了冯昭奎的家务负担。“我在这里如鱼得水，既能照顾老伴，又能继续研究写作，还能坚持游泳。”进燕达前后，冯昭奎坚持游泳10多年，生活过得非常充实。

在燕达，冯昭奎利用一切可用的时间继续写作，完成了近50万字的《科技革命与世界》一书，以及《中美芯片之争：现实、逻辑与思考》等多篇半导体芯片与政治关系的论文。直到2023年6月，由于健康原因，冯昭奎停下了握了40多年的笔，共出版了10余部专著，发表了约1500篇论文、评论等文章和报告。

一个晴朗的午后，听着燕达老年大学合唱团飘来“我们都曾年轻过”的悠扬歌声，冯昭奎若有所思：“作为老年人，我们都‘曾经年轻过’，这是‘共性’；至于我们‘曾经怎样年轻过’，这属于‘个性’。显然，我们每个老年人都有各不相同的‘唯我独有’的经历和心曲。

有一句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我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很‘出彩’，但至少可以说没有‘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也许，我还能活些年，希望看到国家继续发展，变得更好。”

下期，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燕达在住长辈王宪曾的故事。从事孢子、花粉学研究工作40余年，培养了一批孢粉学方面的人才，为大学生、研究生先后开设“孢子花粉分析”“古植物学”“地史学”“新生代孢粉学”“考古孢粉学”“环境考古学”等课程，主要著作有《孢粉学概论》《应用孢粉学》《花粉·环境·人类》《解读花粉》《山旺植物化石》等，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2001年获联合国世界和平基金会自然医学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