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真曾担任过中国驻约旦大使、中国驻叙利亚大使，还曾多次为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担任翻译工作。2006年，叙利亚政府授予张真荣誉证书，表彰他为发展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合作所做的努力。本期，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燕达在住长辈张真的故事。

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东邻上海市青浦、金山两区，南连中国共产党的摇篮嘉兴市南湖区，1936年年初，张真在这里出生。他出生后不久，嘉善县就被日军侵占。随后，张真就跟随父母举家搬迁至上海久居，直至中学毕业。与那个年代的同龄人相比，张真小时候并没有吃太多苦。“我的父亲是一名广告画画家，我们家算是一个自由职业家庭，虽然不算富裕，但我还能安然的念完小学、中学。”张真回忆。

张真就读的小学、初中都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学校，高中就读的新沪中学更是当时的实力学校。1952年，张真考入新沪中学。那时候的学校校长曾经是一名地下党员，非常重视对年轻党员的培养，学习成绩优异的张真就这样走进他的视野。1954年年底，张真还在读高三时就成为一名预备党员。1955年，张真高考合格，经政治保送，进入了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阿拉伯语，同年转正为党员。

“时运”一说，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但无形中似乎有一股力量在牵引张真，传承红色基因。诞生于南湖边上，18岁入党。张真说，虽然没能像前辈一样为革命流血，但少时却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至今都觉得骄傲的事情。

与阿拉伯语一波三折的“结缘路”

张真与阿拉伯语的缘分，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学习阿拉伯语并不是张真的第一选择，1955年的他，第一梦想是“留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大批建设人才。为了应对国内人才资源严重稀缺的困境，我国留苏预备部开始了第一次招生，此后中国政府向苏联派出了一批又一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留苏学习热潮。

张真说：“学校有一个留苏的名额，很多人都想去，学校领导决定把这个名额留给我，然而当时留苏资格审查很严格，条件比较多，除了学习、背景，身体条件也得符合。”张真则恰巧卡在了“体检关”上。留苏资格体检的时候，张真被测出血压偏高，不达标。

总不能因为“血压高”就放弃了留苏报国的机会吧？张真心中不忿，他年纪轻轻，身体也一直很健康，有可能是这一次的测量有误。于是，张真找到了负责体检的医生，接连测了9次，都是同样的结果。最后，医生告诉他，有一种隐秘性的高血压，属于精神性质的，有的人看到医生就会精神紧张，进而情绪激动引发高血压。这是短时间没有办法克服的，所以留苏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当时，哈尔滨工业大学也有一个保送名额，是就读军事相关专业，但张真的第二选择同样因为身体条件不达标，只能放弃。

接连失利，似乎是命运在指引张真，做出唯一的选择。根据张真的成绩和条件，还可以保送至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1955年，张真来到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东方语言系里有朝鲜语、蒙古语、泰语等诸多专业，五花八门的专业让人看花了眼。这时候，张真在学校里偶然看见了一个介绍阿拉伯语的展览，他对阿拉伯语的兴趣就这样被点燃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关系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56年，埃及、叙利亚和也门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随着外交关系的建立，国家对于阿拉伯语人才的需求也逐渐凸显出来。

“那个时候，学习阿拉伯语的人还是很少的。北京大学阿语专业五五届一共就甲乙两个班，每个班上只有12个人。”张真说，“能成为阿拉伯语高级翻译的人就更少。”虽然未能如愿留苏报国，但张真找到了报效国家的新阵地，他下定决心要把阿拉伯语学精学透。阿拉伯语不仅燃起了张真的事业梦想，还为他带来了爱情，他邂逅了同班同学孙毓蓉。“她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选送进来的。”两人于1957年，张真前往埃及留学前夕确定了恋爱关系，至今六十余载，携手书写着“外交伉俪，情深互助”的美丽诗篇。

意外之喜：周总理的生活翻译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在会上做了几次重要发言。会议前夕的1955年4月14日，周恩来总理与埃及前总统纳赛尔在仰光初次会面，一见如故，成为至交好友，在万隆会议期间更是多次会晤，探讨中埃未来。“这期间，有个小插曲，总理跟纳赛尔的交流都需要经过两道翻译。”张真介绍，万隆会议期间，大部分的外事交流都需要经过“中文→英文→阿拉伯语”的加工流程。周恩来总理在回国以后，就意识到培养阿拉伯语人才的急迫性。

为了尽快培养一批年轻、可用的阿拉伯语翻译人才，满足与阿拉伯国家建交的需求，中国开始往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派遣留学生。“1956年，教育部门派出了第一批阿拉伯语留学生，听说第一批留学生临近出发前，总理还亲自接见了他们，并问他们当中有没有穆斯林学生，教育部一位同志说没有后，总理随即指示要更换两名穆斯林学生，于是很快在回民中学找了两名穆斯林学生换上，这充分说明周总理对培养阿拉伯语翻译的重视，和对伊斯兰国家的尊重，这样让我们学习更加有动力。我属于第二批。”1957年，张真被派往埃及开罗大学文学院学习阿拉伯语。

学习期间，外交部干部司派人到开罗大学，在两批十二名学生中选择三名作为外交部干部来培养，张真就在其中。因此对于张真而言，入读开罗大学是带着使命而来的。“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培养有用的阿拉伯语翻译，而且以后要承担起为国家领导人做主要翻译的职责。”留学的方向早就定好了，要实现这个目标，张真不仅要学会一门语言，更要深谙另一种文化。

阿拉伯语方言多且差异化大，张真用广涉猎、精研究的方式，加快吸收阿拉伯语。除了学习文学、教育、文化、各种国际交往场合等使用的阿拉伯标准语，对于部分方言，他也进行一些了解。“中文一个词，在阿拉伯文中可能会有几种不同表达，例如‘阁下’这个词，在阿拉伯文里对应4个单词，分别对应不同的身份等级，这些细节一定要弄清楚，尤其在外交活动中更不能出错。”张真说。

对于阿拉伯文的透彻研究，为张真日后从事外交工作带来了极大优势，还因此获得了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赞赏。“1989年，我接任驻叙利亚大使的时候，递交国书后，我用阿拉伯语和阿萨德总统交谈，他感到意外的是，我竟然会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张真回忆，原本礼宾规定十几分钟的接见计划，因为两人畅聊阿拉伯语，竟谈了半个小时以上。

1961年9月，张真在开罗大学学成毕业。因为阿拉伯语属于较为难学的语种，为了让留学生们有更多练习的机会，毕业后，三位由外交部选拔培养的学生就被分别派往三个驻阿拉伯使馆实习两年。“我留在了开罗。”张真说，“当时中国驻埃及大使是陈家康，我在实习期间负责给他当翻译。”

时任中国驻埃及大使的陈家康擅长英文，所以张真来到使馆以前，大使的文书工作基本上由英文代替。张真的到来省掉了“中间手续”，为大使开展工作节约了时间。2年的时间，倏忽而过。1963年年底，实习期满的张真就要回国了。这时候，国内传来一则喜讯：1963年12月13日起，周恩来总理将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访问亚非欧14国，重点是非洲10国。“埃及是周总理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我在准备回国的手续时，收到使馆通知，要求我留下来，担任周总理代表团的生活翻译。”作为初出茅庐的学生，这份惊喜来得太突然，兴奋与忐忑同在。

作为生活翻译，张真负责日常非正式场合的阿拉伯语翻译。周恩来总理随和的性格、严谨的态度和张弛有度的外交方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周总理非常擅长入乡随俗，他很容易就和当地人相处成朋友。”张真回忆起在埃及金字塔前，埃及政府找来了当地爬金字塔最熟练的人给周总理表演特技。当表演者从金字塔上下来，周总理就亲切地迎了上去，还伸手号了一下对方的脉搏，转手就送他一支英雄金笔，作为感谢礼物，也作为友谊的象征。张真随行翻译，见证着周总理的风采，也被潜移默化地感染着。

张真跟随着14国访问团，走过了突尼斯等五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一些国家。他见证了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也见证了中国与突尼斯于1964年1月10日建立了外交关系。周恩来总理的14国访问之行历时72天，行程“十万八千里”，取得了圆满成功，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外交行动。“有幸能参与，近距离看到周总理的风采，对我以后的外事工作有很大的影响。”张真坦言。

国内最早的阿语翻译小组

“当年别说用手机了，那时候连座机都没有，唯一的一个公用电话是两栋楼共用。”张真说，“所以，如果半夜有重要文件需要翻译，只能由司机来敲门叫。”到了外交部，张真与妻子就全心扑进了翻译工作，把女儿放在长椅上，小姑娘在长椅上很快便昏昏沉沉入睡了。据张真介绍，像这样“司机半夜敲门”的现象经常发生。“你会被总理的工作热情和为民之心感染，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辛苦。”张真说。

1964年组建阿拉伯语小组以来，张真和小组其他成员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触口译工作，凡是有代表团来访，需要阿语翻译，小组成员们都宿夜筹备，当作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在口译方面，我印象最深的，是三次跟随周总理接见巴勒斯坦代表团。周总理与人交谈，威严中不失亲切，张弛有度，根本抓不到一点语言漏洞。”张真对于周恩来总理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多次担任他的翻译，也对日后张真开展外交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1969年，张真以随员身份，被派至中国驻也门大使馆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官”成长之路。

做好对外工作，往往需要终身磨一剑，张真细心打磨的便是“中阿关系”这一剑。三十五年外交经历，张真走遍了所有的阿拉伯国家，把青春年华洒在了推动中阿关系发展的征程上。从随员到驻外大使，他谦逊笃学，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高级外交官。下期，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燕达在住长辈张真的外交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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