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冯昭奎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微电子研究所工作。在自然科技工作岗位干了18年之后，冯昭奎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改行搞日本研究，从一名搞工程技术的工程师转变为社会科学战线的研究人员。中年弃工从文，他在学习和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步履不停、笔耕不辍，独著书12种，合著书10余种，发表论文百余篇，研究报告、评论约1500篇。本期，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燕达在住长辈冯昭奎的故事。

父亲的书房成了他的“第二个人生课堂”

1940年8月，冯昭奎出生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0年3月，因为父亲冯宾符奉命调往北京重建世界知识出版社，阖家迁往北京。这使冯昭奎的少年时代发生了转折，从上海的弄堂生活转变为北京的四合院生活。冯昭奎跟随家人在北京搬了三四次家，都是住四合院，最后搬到无量大人胡同6号外交部宿舍大院，才算安定下来。

冯昭奎父亲的书桌上总是堆满了各种文件，其中每天放在案头的是新华社的《参考资料》，有上午版和下午版，两种版本的厚度都不逊于杂志。在上高中乃至进大学后，冯昭奎总喜欢进父亲的书房转悠，翻翻这儿看看那儿，尤其感兴趣的是那摞《参考资料》，然而父亲却不让冯昭奎看：“专心学你的理工科吧，国际上的事儿一天一变，风云莫测，不像牛顿定律，能管几百年。”

主雅客来勤。家中的客厅经常宾朋满座，特别是到了周末，母亲总要摆一大桌菜肴酒水招待客人，而父亲与来客谈笑风生，主要谈论国际形势。以至父亲去世后，赵朴初在悼念父亲的诗词中有“每忆高谈惊四筵”之句。但进父亲书房的人不多，常见的一位是当过中宣部副部长的姚溱。另一位是在新华社参编部工作的堂兄冯彬，叔侄俩都爱抽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谈笑神侃。阳光透过窗子照射进来，暖融融的，在一旁静听他们交谈的冯昭奎则感到“一并吸进了精神养料和‘二手烟’”。

有一次，清华大学请冯宾符先生做国际形势报告。冯昭奎和同学们排队进入清华大礼堂就座，来得迟的学生只好在后面站着听，或者在阶梯教室听拉线广播。当时冯昭奎就有一种幸运感：“吸引全校万余名师生的报告，我却可以经常在家里听到。”

大学二年级时，冯昭奎在天津实习期间参加挖海河劳动，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后来不得不休学回家养病，母亲把他的病床安在了父亲的书房里。养病期间，冯昭奎在书房里“博览群书”，重点是自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读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自然辩证法》等多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父亲的书房几乎成了冯昭奎的“第二课堂”。

休学两年后，冯昭奎回到清华大学继续学业。这时，冯昭奎因为“留级”两年，从无线电三班（1957—1963年）降到无线电五班（1959—1965年），遇到了新班级的团支书黄爱英，她对冯昭奎这个“病号”十分照顾，这也为日后两人的携手一生打开了缘分的大门。

十年如一日，坚持自学英语

1965年，冯昭奎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与黄爱英一起被分配到了七机部工作。1968年，两人草草结婚。1969年七机部知识分子统统下放到安徽省的军垦农场。黄爱英因在插秧劳动中心脏病发作，被提前调回原单位，冯昭奎则等到1973年才被调回原单位。在特殊时期的纷扰中，冯昭奎断断续续地做些技术工作，后升任工程师。20世纪70年代末，他到日本静冈大学的电子工学研究所留学（进修）两年，后又回到了原单位。这就是冯昭奎改行前的简要经历。

冯昭奎怎么会在中年之时，忽然从自然科技领域“大跨度”地跳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呢？其原因纯粹是出于偶然，而且是“多重偶然”，而这些偶然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第一个“偶然”说来话长。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随着邓小平关于派遣留学生指示的落实，高教部决定于1978年9月1日举行选拔出国留学生的外语考试。这个决定早在1978年年初就下发到各个单位，研究所的一些同事得知可以申请出国留学，十分兴奋，都早早地准备预定在9月1日举行的选拔出国留学生的外语考试。当时，冯昭奎对出国留学的事儿懵懵懂懂，毫不关心。

冯昭奎从中学到大学，共学了10年俄语，而当时的留学考试只考英、日等国语言，将俄语排除在外。大学时，冯昭奎在选修第二外语时学了点英语，但因为专业课学习极为繁忙，根本没把学外语放在心上。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冯昭奎很快感到英文对从事技术工作的重要性，开始自学英语。1969年冯昭奎被下放到军垦农场，带了一本英文版的《毛泽东语录》。晚上熄灯以后，虽然是几十人睡一排的大通铺，但冯昭奎常常会在被窝里开着手电筒学习英语。

1973年下放结束回到工作单位，冯昭奎有了更多学习英语的时间，他经常到第二研究院的图书馆去看进口的英文科技期刊。除了借助词典阅读英文期刊外，冯昭奎还结合自学英语，为《计算机世界》翻译一些英文资料。当时翻译没有稿费，但冯昭奎看到自己翻译的文章发表，发现有些长篇译文最后署有自己的名字，就觉得非常满足。

1978年8月下旬，爱人黄爱英对冯昭奎说：“人家都在准备考英语，你何不去试试，也好检验一下你自学英语达到了什么程度。”第二天，冯昭奎在办公楼走廊里偶然遇见单位领导，随口说了一句“我也想参加英语考试”。领导马上转告负责选拔出国留学生的人事部门，把他补报上了。

公共汽车早到20分钟，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第二个“偶然”是原定于9月1日举行的外语考试延期到9月15日举行。这使冯昭奎又多了半个月的准备时间，“说老实话，如果没有这半个月时间用来复习英语语法，我肯定会考不及格的。”

第三个“偶然”发生在考试那天。冯昭奎的一位邻居兼同事尽管不是学英语专业的，但他从中学到大学的外语课都学的英语，而且从1978年年初就开始全力以赴地进行复习。与他相比，冯昭奎的英语基本靠自学，而且迎接这场考试也是临阵磨枪，只花了半个月的业余时间来复习。因而冯昭奎觉得自己在英语水平上低人一头，比不过他。

就在出发去考场前，冯昭奎跟他在院子里聊天，他突然甩出几句流利的英语，一下子就把冯昭奎“镇”住了。“我一赌气说：‘算了，凭咱这水平还去考什么英语？不去了！’”于是，看着邻居一个人急匆匆地赶赴考场，冯昭奎独自在院子里徘徊。周围邻居得知此事后，都来劝他说：“去吧去吧，准备了一阵子，别白费了！”几个哥们儿推推搡搡地把冯昭奎送往附近的公共汽车站。

冯昭奎的住处离位于虎坊桥附近的考场很远，乘公交车需一个多小时，加之郊区的公共汽车间隔时间很长，兴许四五十分钟也不来车。因此，几个哥们儿推搡着他走出院子，冯昭奎心里就想：“你们推我去考场也没用，公共汽车半个多小时才一趟，反正是赶不上考试时间了。”不料，他们刚刚来到车站，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正好吱呀吱呀地缓缓驶抵车站，这可真是赶巧。以后回想起来，正是这及时驶来的公共汽车为冯昭奎争取到的二三十分钟，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歪打正着”去往日本留学，刻苦学习立志报效祖国

第四个“偶然”发生在考试结果公布以后，可谓“歪打正着”。让冯昭奎觉得没自信的英语，考出了一个不错的成绩：笔试67分，口试“5-”（最高分的低档）。按照高教部的规定，笔试超过70分者不必到长沙培训一年即可以直接出国。冯昭奎的笔试成绩虽不够70分，但是口试成绩勉强达到最高分，因此人事部门通知他可以列入不经培训直接出国的批次。而冯昭奎参加外语考试本是为了检验一下自学英语的水平，压根儿就没想要出国。“特别是去欧美留学，去那么远又那么陌生的地方，我实在没有这个兴趣，也没有这个胆。”

得知冯昭奎不愿出国，人事部门犯了难，因为在那次考试中，不少人笔试仅得二三十分，口试仅得一二分，由于考试合格人数不够，人事部门担心完不成出国人数指标。于是，在一个周末，冯昭奎被请到人事干部家里，动员说服他改去日本留学。后来，经过人事部门的一再劝说，冯昭奎最终勉强同意去日本试试。之后，冯昭奎一边继续工作，一边在业余时间里通过收音机自学日语。1979年9 月，冯昭奎这批准备出国的“留学生”都到北京外国语学院集合，参加出国前的培训，去欧美的和去日本的分开进行。

第五个“偶然”发生在冯昭奎结束两年留学生活之后。冯昭奎联系的日方单位是位于滨松市的静冈大学工学部电子工学研究所，在安藤隆男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电子摄像器件的研究，主要工作是做实验，每周还在安藤老师的指导下举行讨论会。冯昭奎开始有些担心，因为大学毕业后就被下放到农村，进入工作单位后也没扎扎实实地做过研究工作，荒废了将近10年的岁月。所以，他非常害怕自己无法适应在静冈大学研究所的学习和工作。

但是，由于在清华大学经历了多次实习，特别是六年级毕业设计的实践，锻炼了冯昭奎较强的动手做实验的能力，加上来到日本以后比较刻苦，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因而他的工作基本上能让安藤老师满意。“后来安藤老师和我的研究成果联名发表在美国IEEE学刊上，并在日本的电视学会全国大会上做了发表。”

每周的讨论会上，安藤经常让大家“轮读”他所遴选的美国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参加者是安藤研究班的研究生。多亏在清华大学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半导体理论基础，加上冯昭奎的英文阅读能力似乎比日本的研究生强一些，因此他在讨论会上应付自如，有时还能帮老师解答同学们的一些问题。

在冯昭奎留学生活的第二年，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的一位室主任来到静冈大学工学部电子研究所访问。“那位主任了解到我的学习情况后，表示欢迎我回国后到他那里工作。”主任的鼓励，更使冯昭奎增强了不负国家对留学生所寄托的厚望，运用自己在日本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的决心。

1981年秋，冯昭奎结束留学生活回到原单位，做一些从美国引进大型计算机相关英文资料的翻译工作。渐渐地，冯昭奎对资料翻译工作产生了很大兴趣。业余时间，冯昭奎常利用自己在日本的见闻和所收集的资料，写一些介绍最新科技进展的科普文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世界知识》《解放军报》《知识就是力量》等报刊上“转着圈儿地发表”（主要文章收录入冯昭奎的第一本书——1985年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电子风云录》）。

冯昭奎在写这些科普文章时，似乎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清华大学长达六年的教育培养了他对科学技术的热爱。清华的老师总是想方设法地收集最新科技理论教给学生，这培养了冯昭奎对高精尖技术的敏锐嗅觉。就像无线电的天线在空中捕捉电波信号那样，清华的教育也让冯昭奎的头脑中长了一根专门捕捉最新科技信息的“天线”。

国家科委催着要人，他却调到了日本研究所

时间来到1983年，“人才流动”不再是“禁区”，冯昭奎再一次萌生“跳槽”的念头。恰在这时，国家科委（现科学技术部）的有关领导从报纸上读到他发表的科普文章，十分欣赏，决意要调冯昭奎到国家科委。冯昭奎与同事们商量，大家都说“你这个书虫不适合去领导机关工作，更不适合当官”。冯昭奎觉得他们讲得很有道理，对国家科委的盛情召请未作反应，谁知国家科委领导越催越紧，想通过他所在研究所的上级（七机部）直接调派，这让冯昭奎感到必须尽快另找出路。

恰好，当时成立不久的中国专利局（现国家知识产权局）也在“招兵买马”。冯昭奎想象那里的工作就是成天关在屋子里翻译和查阅外文资料，正好与自己的兴趣符合。于是就急急忙忙跑到专利局应聘，填写了申请表后，回到原单位等待答复。等了一个多月，专利局的答复未见踪影。

同年初夏，冯昭奎在中山公园参加外交部下属的《世界知识》杂志编辑部召开的作者座谈会。在会上，冯昭奎碰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的主任何倩。在与何先生的聊天中，冯昭奎初次得知居然有一个不必每天上班的单位。何倩先生对他说：“日本研究所正需要人，你在日本留过学，对日本比较了解，就到日本所来吧。”

在冯昭奎的想象中，这又是一个可以成天关在屋子里翻译和查阅外文资料的好去处。他的理想就是但求一张“平静的书桌”，至于理工科和文科“隔行如隔山”的区别，在他看来都不是重要的。于是，他马上给日本研究所写了信，表示愿意去该所工作。信发出后不到一个礼拜，日本研究所管人事的史华女士回复了一封信，表示热烈欢迎冯昭奎去该所工作，并亲自到他的原单位办理调职手续。

经过十来天，所有的调职手续均已搞定，在冯昭奎一边准备去日本研究所上班，一边心中还在疑惑“自己这一步是不是跨得太大了”的时候，国家专利局的回音也来了，也是“热烈欢迎”，但是去日本研究所的事儿已成定局，再反悔想去国家专利局已经来不及了，冯昭奎曾向往的工作机会，竟然因为十来天的时间差而失之交臂。“可以说当时在我头脑中连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概念都不清楚，也没有想到自己从一个技术人员‘大跨度’改行，迈进了‘社会科学殿堂’。有朋友逗我说，你进日本所纯粹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一点没错。”

于是，又一次“时间差”，专利局迟到的回复根本性地改变了冯昭奎“后半生”的人生之路。显然，包括这次“偶然”在内的五次“偶然”只要缺一环，他就不会有从自然科学领域跳到社会科学领域的人生转折。而冯昭奎的这个人生转折，使千百万国家公务员的名单上，少了一个工程师或专利审查员，却多了一个日本问题和国际问题研究者。

作为理工科大学出身的技术人员，却经历“多重偶然”转行到社会科学领域，冯昭奎不仅自己写文著书笔耕不辍，还积极组织大家搞集体课题研究，并取得了一连串成果。退休后，冯昭奎继续研究写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2011年，冯昭奎在退休10年后被推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2015年，冯昭奎出版了《能源安全与科技发展—以日本为案例》（近40万字），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干部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下期，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燕达在住长辈冯昭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