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曾应斌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现广安市)。1954年考入天津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作，后在北京凯勃建设监理公司担任总工程师。他48年如一日，坚守在建筑业务和技术一线，参与或主持建设的深圳海关联检大楼在1985年获得基础工程优质奖，深圳国贸大厦在1986年获得基础工程优质奖，武汉建银大厦在1998年入围全国鲁班奖，北京三露厂在2001年获得北京市优质工程奖，北大集会堂在2002年获得北京市优质工程奖。本期，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燕达在住长辈曾应斌的故事。

参与“人民大会堂”建设 见证人民的力量

天安门广场的西侧，人民大会堂巍然矗立，陪伴着中国走过了60多年的风雨。它让人铭记了许多知名建筑设计师的名字，但在砖瓦之中、地基之下，还藏着数以万计默默无闻人们的汗水，曾应斌就是其中之一。1958年8月，曾应斌回京后，正好赶上人民大会堂即将开建。于是，他马不停蹄地进驻了人民大会堂项目。

对于这个中国建筑历史上的奇迹，回忆当时的情景，曾应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人多。“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人，就连晚上也都是人，集中力量干大事，10个月就建完了。能参与这项工程，我感到非常荣幸。”曾应斌主要负责人民大会堂建筑模板和钢筋施工流程方案设计并兼任实施工长。

正如曾应斌所说，人民大会堂是集中力量干大事的成果，是靠“人民的力量”堆砌起来的“奇迹”。1958年的中国要建成一个万人大礼堂，困难重重。“人民大会堂的工期非常紧张，要求还很高。”曾应斌说，“当时所有人，无论是设计师还是工人，可以说是吃在天安门，睡在天安门。”

在设计方案提交之前，周恩来总理就提出要：“中而不古，西而不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经济、安全、美观。”中共中央也明确发文，人民大会堂必须要在1959年的国庆节基本建成，底线是保证在1959年9月完工。人民大会堂设计稿敲定以后，立马进入施工阶段，第一个困难就出现了。“人民大会堂的地址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北京比较繁华的地方，这里住了很多老百姓。”参与搬迁的工作人员都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迎接巨大的困难。

令所有工作人员没想到的，是老百姓的觉悟。一场搬迁动员会过后，搬迁范围内的单位和居民陆续自动搬离了“祖宅”，只用10天时间，人民大会堂的建筑地址附近就“腾空”了。开始施工后，为了顺畅设计与施工人员之间的沟通，设计团队与施工团队同住在施工现场，甚至许多人像曾应斌一样，方案设计者同时也是施工工长。

然而，工程量巨大、人手短缺，困难重重，远远超过了预期。按照设计方案，需要向下深挖4米，才能挖到老土层，保证建筑地基的稳定性。但是在实际施工的过程中，发现必须深挖到8米才会到达老土层。于是，就多出了20万立方米的土方。如何解决这20万立方米的新土方，又不影响工期呢？关键时刻，又是人民的力量。北京市发起了一项全国号召，全国人民接到号召后，很快便组建起一支“义务劳动大军”，搬走了20万立方米土方。历史资料显示，有超过30万人次参加到此次义务劳动中。

1958年的10月6日，国庆工程办公室发布的一条通知，又为大会堂工程泼了一盆“冷水”——现存钢筋不足，如果钢筋供应不到位，就会有停工的可能。曾应斌是钢筋施工流程方案设计者之一，他深深明白，钢筋是建筑的“骨架”，没有“骨架”支撑，建筑怎么扛得住岁月雕琢。在“骨架”搭建上，绝对不能有一分折扣。人民大会堂特殊的政治意义和时代意义，也阻断了进口钢筋的道路。

工程指挥部再一次向全国人民求助。一批批钢筋建材运进北京，保障了人民大会堂的工期进度。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8月，人民大会堂仅用280天左右就完成了主体工程，高峰期现场工人超过1.5万人。曾应斌还记得，人民大会堂竣工庆祝大会上，来参加的人把大会堂的大门“挤破了”。“到处都是人头，大家都特别兴奋。”如今回忆起这些场景，曾应斌的神情依然“眉飞色舞”。

1958年至1959年，在参与人民大会堂工程之余，曾应斌还支持了北京天文馆、上海闸北电厂沉箱工程、武汉长江大桥、重庆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包头钢铁厂等重要工程。1960年到1979年，他完成了北京320米高的大气污染检测塔，还走遍了大江南北，在福建、湖北参加钢铁厂等工程建设；奔赴东三省地区，开展建筑施工技术调研。曾应斌在东北地区待了整整一年，最终写出了一份混凝土、钢筋等工程的施工总结，为当时国内开展建筑施工提供了借鉴性经验。当时，曾应斌已经具备阅读俄文、英文、德文专业期刊的能力，在国内“施工杂志”发表了多篇译著。

南下加入深圳特区“建设大军”

1980年8月26日，经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在深圳市境内划出一定地域设置经济特区。从渔村蜕变成经济特区，意味着深圳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施工，但要去陌生遥远的南方打开局面，谁的心里都没谱，45岁的曾应斌又一次冲在了最前面。

1981年，曾应斌与几个同事，带着300元启动资金，奔赴深圳，准备开辟深圳的科研、生产市场。刚刚到达深圳，曾应斌就发现，在城市基础工程领域，这里早已是港商的天下。深圳由于毗邻香港、交通便利，在利用外资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港商早已带着雄厚的资金和国外的建筑技术，抢占了先机。“我们没有市场认知度，一开始自然也接不到项目。”曾应斌与同事们并没有气馁，反而靠着过硬的降水和钻孔灌注桩工程技术，一步一铿锵，叩开了深圳建筑市场的大门。

第一个接到的项目是深圳罗福区一栋商业民宅的桩基和降水工程。面对来之不易的工程，曾应斌与同事们将多年的城乡建设降水工程经验都应用于此，出色地完成了项目。这座33层的商业民宅——海丰苑竣工时，还刷新了当年的“深圳海拔”。1980年，深圳特区刚刚成立时，全市最高建筑仅为两座5层楼的水泥建筑。1983年12月，33层海丰苑竣工，将“深圳海拔”刷新到95.7米。

此后，建研院在深圳渐渐有了口碑和市场，曾应斌接到的项目也渐渐多了起来。“我几乎天天都泡在工地上，甚至24个小时连轴转，两个月瘦了20多斤。”曾应斌说，奋斗的日子虽然苦，但身体里好像有着用不完的力量，催促着自己往前冲。有一次，他在工地上爬高架，不小心摔了下来，一阵眩晕后，爬起来继续干活。“后来，去医院检查，发现摔出了脑震荡，医生让我住院，但是工期紧、人手少，我拒绝了，又回到工地上继续战斗。”

1981年到1986年，曾应斌在深圳承接了14个项目的基础施工和除水工程。在深圳罗湖口岸的德兴大厦项目中，曾应斌为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赚到了第一笔港币，总计50万元；深圳海关联检大楼和深圳国贸大厦分别获得了1985年和1986年的“基础工程优质奖”。

6年的时间，曾应斌带领的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小分队成长为深圳基础工程、降水工程以及地基加固的主力军，其工程质量还得到了深圳建委的官方认可和好评。见证了深圳特区从小渔村变成摩天大楼林立的经济特区，从零起步打开了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的深圳市场，曾应斌说自己算是当好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螺丝钉”。

20世纪90年代的“闯海人”

从东三省的黑土地到深圳的蔚蓝海岸，从喧闹繁华的上海到荒野万里的新疆，到1986年，曾应斌已经奔跑了30年，把足迹印在了祖国建设和发展的大小项目上。从深圳回到北京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为曾应斌安排了相对舒适的岗位——国家建筑质量检测中心旗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与检测杂志社总编辑。“写稿，编辑出版杂志，用不着到处跑了。但是我待了两年，就待不住了。”曾应斌说自己更适合在技术一线待着。

1988年4月13日，为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设立海南省的议案，同时通过了《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院内计划像深圳一样，开发海南的市场。我抓住了机会，又去了一线。”刚刚安稳两年的曾应斌，又给自己找了件苦差事，成为初代“闯海人”。

《海南日报》曾经报道，在1990年人才大潮消退之前，海南库存人才档案有18万份之多。外界把这段故事称为“十万人才过海峡”。这些奔赴海南的身影，走出了一种创造历史的豪迈感，曾应斌就是十万分之一。他去往海口，担任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海南科研设计主任兼中国建筑技术开发公司海南分公司经理，为海南岛的开发与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

在海南期间，曾应斌以高于当地建筑承包商的投标价格，拿下了南洋大厦项目。当时，南洋大厦由南商投资，采用公开招标的形式招募建设方。曾应斌与许多当地的建筑承包商共同参加了招投标。“当地的公司给出了700万元的报价，我给的报价是1200万元。最后是我中标了。”曾应斌说，“人家说信得过，国字号的好口碑。”南洋大厦落成后，成为了1994年之前，海南省的第一高楼。

正值海南开发建设的黄金时期，本地的项目已应接不暇，还有深圳的项目找上曾应斌。1988年至1993年期间，曾应斌往返于海南与深圳之间，在两片土地上，辛勤地耕耘。建设者的汗水，在两个经济特区挥洒。

1994年，即将退休的曾应斌被任命为北京凯勃建设监理公司的总工程师。北京凯勃建设监理公司是全国最早参与监理试点的企业、全国首批59家甲级监理单位之一，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89年的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程监理部。在凯勃公司内，曾应斌担起了项目总控和培育新的建筑领域人才的任务，将自己近40年的工程经验，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了年轻一辈。1997年，曾应斌正式在凯勃公司退休。

返聘发挥余热建新功

有一句话就像是曾应斌的写照：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专一生。曾应斌把一辈子都扑在了建设上，只想燃尽最后一滴蜡，发尽最后一缕光。办理退休没多久，他就接受了凯勃公司原岗位返聘的邀请。

返聘后，曾应斌仍旧兢兢业业地当好一名“建设者”。他组织实施了武汉建银大厦、北京三露厂、北大集会堂等多个工程。其中，武汉建银大厦是建行湖北省分行办公大楼兼营业部、金库，也是武汉市标志性建筑。整栋大厦楼高52层，是全国银行系统最高楼，是武汉市石材装修投入最大、档次要求最高的一项工程。该工程被列为“武汉市的样板工程”，1998年入选为全国鲁班奖参评工程之一。

位于东城区永生巷4号的北京三露厂则孕育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大宝SOD蜜。大宝品牌系列化妆品就是在这里发家，然后走向全国的。2001年，北京三露厂被评选为“北京市优质工程奖”。历经数十年岁月雕琢，北京三露厂已经焕发出时代活力。这栋北京市优质工程经过更新改造后，如今已经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园区——咏园。曾应斌负责监理的北大集会堂也于2002年，获得了“北京市优质工程奖”。

直到2005年，年近古稀的曾应斌才彻底退居二线。从1956年参加工作到2005年完全退休，48年的时间里，曾应斌参加或者主持的工程项目多达50余个，平均每年都会完成一项大工程。在支持项目建设的同时，曾应斌还一直坚持总结经验，进行学术研究，主编过《工业与民用建筑施工验收规程》，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他参加了国家基础施工及验收规范的编制，并在建筑领域杂志中发表过多篇署名理论文章，丰富了中国建筑工程基础建设的知识体系。

“岁月峥嵘，青春无悔，奋斗当时，壮心不已。”2023年，已经86岁的曾应斌用16个字概括了自己的一生。他在一篇随笔中写道：“我是祖国培养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一直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一往无前的普通建设者。我以献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为光荣，以能成为一名平凡的建设者感到幸福。我以小草精神，献身祖国。山有多高，我就长多高；地有多深，我就长多深。从海岸走到边疆，我的双脚走遍四方，到处都是我的‘家乡’。前面是一片片原野，身后是一栋栋厂房。”

曾应斌的一生，就是这样，战斗着奔向前方。直到今天，他依旧关注着中国建设与发展。看到生态环保、万物共生的绿色发展理念，看到以“一带一路”为纽带、互通有无、共同繁荣的风景，看到和平共处、协同发展、没有霸权主义的未来。曾应斌激动地说：“我虽然年迈，却志在千里。”

他深深期待，这个数以万计人民建设起来的新中国，稳健有力地走向中华民族的“强国时代”。

年轻时，张树发在部队里训练汽车兵，为部队培养了大批军官和技术人才，22年军旅生涯，多次立功受奖；中年转战金融圈，为中国金融电子化作出了贡献；退休后也不闲着，拾起了年轻时不敢想的爱好——台球。张树发总说：“活着，就该让自己高兴起来。”其实，这是一种活在当下的状态，张树发专注自己的每一段人生经历，努力改变自己、提高自己，让自己变成“真金”，在哪儿都能熠熠生辉。下期，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燕达在住长辈张树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