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过往，86岁的曾应斌将自己比作“社会主义建设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平平常常，没有轰轰烈烈，做好每件事，过好每一天。”曾应斌言谈举止中，沉淀着时代的痕迹。从兵荒马乱走向和平时代的人，最懂“过好每一天”的意义和价值。当串联起数十年的“每一天”，就是曾应斌精彩的一生。本期，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燕达在住长辈曾应斌的故事。

一条生命价值500大洋的年代

1936年3月，曾应斌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一个小镇的富农家庭，恰逢军阀割据和国难当头的年代。在曾应斌的记忆中，这是一个生命被“明码标价”的时代。“我就是家里花了500大洋，从土匪手里赎回侥幸活下来的。”

曾应斌一家原本靠务农为生，日子仅够温饱，但曾应斌的父亲是个有经商头脑的农民。在曾应斌出生前，他的父亲与祖父一起做起了粮食贩卖的生意，慢慢成了一个小粮食商。

战争年代，四川大小战争不断，不同派系的军阀总在想办法筹措军粮，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冲进普通老百姓家中“找粮”。曾应斌父亲在家中积攒的“小粮仓”就被发现了，“军官对我的父亲说，把粮食给他们，等打赢了仗会给奖励。”面对军阀的“赊账”，曾应斌父亲无奈将粮食全部给了他们。

“我父亲是个非常看得开的人，他说当时就没想过会再有回报，财物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人活着最重要。”但曾家遇上的是一个讲诚信的军阀，不久以后，战争结束，真有军官将“奖励”送来了。“这让我们全家一下子变成了富农，所以我出生时，家里条件在镇上算是非常不错的。”曾应斌说。

福祸相依，1936年6月，一伙土匪冲进曾家，带走了可见的财物、封了房子，还顺便带走了尚在襁褓中的曾应斌，并留下话“用500大洋来换孩子的性命”。对于一个刚刚遭受过抢掠的家庭，再筹集500大洋，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曾应斌的家人甚至一度绝望，认为无法将他救回来，但幸好得到亲戚和街坊邻居们的帮助，最终筹集到了赎金。

“听说那时候是用箩筐挑，明晃晃的，挑到了土匪窝里，把我赎回来了。”每当听家里的老人说起这段故事，曾应斌就庆幸命运的眷顾。在土匪窝待了两个月的他，被带回来时已经奄奄一息。“可能稍微迟过几天，我就没命了。”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曾应斌全家就搬到了稍微安全一些的广安县城。他父亲的经商才能也在这里更好地展现了出来，不仅还清了外债，家境也重新殷实起来。

以自己的方式向命运抗争

虽然出生就遭了难，但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曾应斌觉得比同时期的大部分孩子要快乐，也舒服得多，至少吃穿无忧。“那个年代，很多人都在饥饿的边缘挣扎，在我印象里，家里不只能温饱，我还能吃到一些小零食。”不过这种快乐又舒服的生活，在曾应斌初中即将毕业时，戛然而止。

曾应斌十二三岁时，他的大姑与父亲就开始为他筹划婚姻大事，甚至没问过他的意见，就为他定下了一个童养媳。曾应斌得知此事后，极力反对，但他父亲还是把这个姑娘接到了家中。曾应斌发现自己难以说服父亲，尚在念初中的他就鼓起勇气向当地的农会寻求帮助，希望组织能帮忙解除婚姻。在当地农会的干涉下，曾应斌的父亲被迫放弃“童养媳计划”，但也因此导致父子关系恶化。

“此后，我跟父亲的关系就变得非常不好，他断绝了对我的一切经济支持，不再支持我的学业。没钱就读不了书，我那时非常喜欢念书，我告诉自己，无论多难，也得考高中、念大学。”为了缓和与父亲的关系，曾应斌变得更加懂事了，每天天没亮，他就起床帮着家里放牛、打猪草，做完这些才去上学。放学回家后，他又主动承担家务，直到晚上10点以后，才点着小油灯温习功课。

那时曾应斌的口袋里，经常会装着一本自制的小册子，里面写着数学公式、英语单词或是摘录的名言警句，只要一有空闲时间，他就拿出来看两眼。“我那时候尤其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中国的名著，看到那些困境里还坚持自己理想的英雄，非常崇拜，也激励了我。”

磕磕绊绊，曾应斌总算完成了初中学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同校的高中。按曾应斌的成绩还能获得学校每月4.5元的助学金，但这时意外又发生了，他的入学体检结果表明，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进入高中念书。“我当时没有放弃，去找了学校的教导主任，努力争取上学的机会。”在曾应斌的再三请求下，冯主任最终被打动了，他带着曾应斌找到了校医，校医认为是小病，不影响入学。“我的执着，收获良果。”

进入高中后，曾应斌与父亲的关系虽然慢慢变好，但他的生活依然非常拮据。骨子里的傲气，让曾应斌除非到了绝境，否则绝不会向父亲开口要钱，而他父亲也始终憋着一口气，从不主动关心儿子的学业和生活,因此曾应斌常常吃不上饭。

一位老师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5元钱。当时，学校老师的工资仅够养家糊口。曾应斌意识到这5元钱一定是老师攒了许久，便想着必须把钱还给老师。最后，曾应斌鼓足勇气去找父亲，这是父子俩吵架后，他第一次主动跟父亲要钱。“父亲一直很严肃，但我说明了情况后，他最终还是帮我把钱还给了老师，并向老师致谢。”

曾应斌的父亲是个非常节俭的人，明明家底殷实，但每次出门做生意，父亲从不舍得去餐馆吃饭，而是吃自己带的泡菜馒头；母亲做饭时用的食材稍微好点，就会被父亲数落。“每当看到有农户落难，或者街坊邻居需要救助，父亲就会毫不吝啬地出钱、出粮，我一直觉得父亲是个非常善良的人。”

如果一开始就服从父亲的安排，曾应斌的初高中生活或许会拥有一些更美好的回忆，往后人生道路也会有一番别样的风景。若干年后，思及年少时的选择，曾应斌依然坚定地说自己从未后悔过。明知前路荆棘，但曾应斌想以自己的方式扼住命运的喉咙，勇往直前。这份骨子里的倔强和坚守，也跟随了他的一生。

大学里的“赤脚学生”

1954年，即将高中毕业的曾应斌又站在了人生的分叉路上。“高考究竟是报考本科还是专科，我犹豫不决。”以曾应斌的学习成绩，完全可以考虑清华、北大等一流大学，但是一旦选择读本科，就意味着至少要承担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曾应斌心里没底，无法确定父亲是否愿意资助他读完大学。“所以我把目标放在了开设专科的大学。只要读两年，就能出来工作。”天津大学在因缘际会中，就成了曾应斌的首选。

曾应斌的择校经历完全是独自摸石头过河的过程。作为小县城出来的学生，视野并不开阔，唯一向往的大城市就是北京。“我不能选择去北京念书，一是没有特别合适的学校，二是担心大城市开销太大，自己负担不起。”踌躇彷徨之时，一本城市宣传画册闯进了曾应斌的视野，书中介绍了天津市和天津大学，而天津大学恰好有符合他要求的专科招生。“我立即决定，报考天津大学，选择了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

填报完志愿后，曾应斌才意识到，自己无心插柳选择的大学，竟然是当时中国理工科领域的佼佼者。曾应斌渐渐有些担心，害怕考不上。不久，录取通知书到达，曾应斌如愿考上了天津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我的家庭条件虽然不错，但因为父子关系不太好，上学上得有点像难民一样。”曾应斌调侃道。

随身带的30块钱是通过母亲从父亲那里求来的，小小的行囊内只装着一床母亲缝制的被子、两套衣服和一双破烂大小不一的解放军胶鞋。背着这样的行李，曾应斌先后辗转走了半个多月才到天津。住进天津大学，宿舍，看着带着大包小包行李的同学们，再回头看看自己的行囊，当即失落又涌上心头。

整理床铺时，舍友看到曾应斌只有被子，没有床单和床垫，好奇询问起来。曾应斌回答：“我可以直接睡在床板上。”室友惊诧过后，从行李中拿出来一块崭新的布料，递给曾应斌铺床。这原来是他想要做新衣服的布料，曾应斌谢绝了，并对他说，床板干净，睡在上面没问题。室友又拿出包裹行李的一块油布，坚持让他当床垫。最终拗不过这名室友的关心，曾应斌就答应了。硬床板上一块油布，几本书叠起来当枕头，曾应斌就这样开始了大学生活。

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的课程比曾应斌想象中的还要紧张，周一到周六都排满了专业课。除了满满当当的学业压力之外，曾应斌还有生活上的困苦，到了冬天，他还是只有原来那双破胶鞋，常常赤着脚走路，被人称为“怪人”。班长听说后，前来询问情况，“这时，班长才知道我仅有破鞋一双、单衣两件，没有冬衣，身无分文，是个顶着寒冷攻读的学生”。

后来，学校给每一位贫困学生补助了一套冬衣，穿上棉衣棉鞋的曾应斌感受到了党的温暖。当时，他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跑到了冰场，一个南方少年第一次体验到了滑冰的快乐，看到了光明的前程，也下定了为党的事业而献身的决心。

爱干苦活的技术骨干

两年转瞬即逝，1956年8月16日，以优异成绩从天津大学毕业的曾应斌来到了刚刚成立一个月的建筑机械化研究所。即使过了半个多世纪，曾应斌依旧能不假思索地说出参加工作的准确日子。“毕业填写分配志愿的时候，我并没有写北京，更希望自己能去西南西北这些条件艰苦的地方。”虽然曾应斌没能如愿，但他却成为了建筑机械化研究所零基础创业的较早一批员工，和同事们从无到有，在建筑机械化领域一边研究，一边建设，为中国建筑工程沉淀了宝贵经验。

1956年2月，中国开始筹建建筑机械化研究所；1956年7月，国家建筑工程部发文成立建筑组织及机械化研究所。初到研究所时，曾应斌有些无所适从，或者说当时全所员工都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没有项目可以做，大家都在等待安排。”考虑到未来许多经验都要向国外学习，曾应斌没有让自己闲下来，因为当时天津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没有开设外文课，曾应斌就利用工作初期相对清闲的两个月，捡起了高中学的英文，补读俄文，自学了德文、日文。在他的努力学习下，几门外文都快速达到了自由阅读水平。

1956年10月，经建筑工程部批准，建筑组织及机械化研究所并入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成为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组织与机械化研究室，项目接踵而至，工作渐渐忙碌起来。从1956年底到1957年，曾应斌的足迹遍布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北京原子能工厂、东北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等重大工程，从实习助理工长成长为技术负责人和带班工长。

其间，曾应斌参与的多为深入地底的特殊工程，地下气压大都高于地面，长时间的高气压环境极容易造成人耳鸣或者破坏肺部。“那时候没有太多防护措施，就只能选择身体条件较好的下去。”当时的曾应斌患有中耳炎，却隐瞒了病情，积极争取参与工程的机会。曾应斌依稀记得，沉箱工程起初有四百多人参加，但中途有人晕眩、吐血，最后只剩下三四十人坚持到工程结束，曾应斌就是其中工长之一，并获得了“青年突击手”和“先进生产者”的称号。

1957年底，建筑组织与机械化研究室的大部分工程技术人员都到广东江门参与了劳动锻炼。最初，曾应斌是在最基层，成为了一名混凝土工，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挑水泥、抬钢筋，曾应斌干活同工人们一样，“工人能抗多少水泥，我就能抗多少，甚至比他们还多。”半年后，江门工程处需要技术干部，曾应斌被提拔为工长，参加了广东省江门糖厂泵房等工程。

1958年8月，广东江门的技术人员重新回到了建筑组织及机械化研究室。在此期间，曾应斌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我还记得奖品是一个大红背心，上面印有‘先进生产者’几个大字。”说到这里，曾应斌微微调整了一下身子，眼中闪过一丝自豪。

曾应斌坚守在建筑业务和技术一线，一干就是48年，其参与或者主持建设的深圳海关联检大楼在1985年获得基础工程优质奖，深圳国贸大厦在1986年获得基础工程优质奖，武汉建银大厦在1998年入围全国鲁班奖，北京三露厂在2001年获得北京市优质工程奖，北大集会堂在2002年获得北京市优质工程奖。下期，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燕达在住长辈曾应斌的故事。